陈时从首都回来后，时间好似流动地更快，像一阵急匆匆的风，推着每一朵白洁的云迁徙。
每段日子，都会有特殊的变化。
从一个小小的转折开始，逐渐积累成为新的习惯。
那晚的雨夜之后，陈时变得越发淡漠寡言，经常见不着人影，频繁地往家里跑。
但从北京回返之后明显开朗了许多。虽然在他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不怎么能看出来，可我外号“陈时小百度”，有关陈时的所有事我都了解得滴水不漏。
他就是眉头蹙了0.1个角度，我也能看出来。
除了心情显而易见的好转，我还注意到他不再“恋家”，又恢复了从前粘着我的频率，甚至比之前更要严重。
结合我自身对这段时间的体会，我猜测，大概是去了趟首都，让他深刻体会到和我异地恋的痛不欲生，因此一想到半年多后我即将高考离开樊城，就忍不住多花些时间和我待一起。
这样的推测实在精细，让我都对自己的大脑产生了钦佩，也坚定了要多陪陪他的决心。
十二月，陈时正式迎来了他的十七岁生日。今年不同于去年，雪下的很大，且漫长，前所未有的地步，顷刻间淹没了整座樊城。
陈时生日那天，学校因为暴雪预警停课，他就提着一篮子草莓送到我家来吃。
我搬出一个硬纸壳箱子，又从厨房拿来一个有小猫花纹的盘子，跟着陈时一起堆好了草莓塔作蛋糕，放在箱子上，盘腿坐下。
我们在房间里关上灯，在漆黑的氛围里点上蜡，插在草莓塔的顶端上，就像被装扮得喜庆华丽的圣诞树上缀着一颗燃烧的星星。
依旧学着去年的老样子，我唱完生日祝福歌，他闭上眼许愿。不同的是我也跟着一起许了愿，并且自己戴着生日帽，给他戴了一顶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小学买过的圣诞帽。
这可不代表我欺负小孩，是他非要我这么做的。
五月三号是我的十九岁生日，但我当时着急忙慌地督促陈时备考学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怎么过了，最后还是晚上他非要拉着我去买个蛋糕才结束。
在他生日这天跟着许愿，也是陈时强烈要求的。他态度强硬，在我嚎着嗓子唱完“祝你生日快乐”最后一个拉长的调之后，就拽着我的手腕，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小润哥，你也许。”
我上扬着“哈”了一声：“你生日，我许什么？抢寿星的风头，小心老天爷过来找我的事。”
“你十九岁生日没有许愿。”
“我许了啊。”我回忆一下，然后告诉他，“当时你带着我去买的黑松露蛋糕，你忘了？那天热到三十度，你带着我去河堤吹风，我们在那里吃的蛋糕。吃之前我许了。你还送了我一株蓝花楹的幼苗，现在都长到我腰了。”
“那个不算。”陈时摇头，“你许的愿望肯定关于我。你许一个自己的。”
“你真自恋。”
虽然他说的没错。
樊城人一场生日只能许一个愿望。当时陈时临近中考，我只希望他能稳定发挥，不要出错。
尽管后面的一切都证明我这只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当时的我无比真诚，两手紧闭在一起，严丝密合，不敢漏出一点缝，害怕独属于寿星的祝福从缝隙里悄悄泄露掉。
真诚祈祷，老天爷肯定能听到我的愿望，替我在陈时身上洒下一点好运。我坚信我的愿望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也没有后悔过。
陈时不听我的抱怨，继续催促：“小润哥，和我一起许。”
我执拗地拒绝，跟他绕口令：“老天爷在一天之内只能实现一个人的一个愿望。这是樊城的传统。”
“我户口本上不是樊城的。”陈时说，“樊城的传统只对樊城人有效。”
“呃...你这说的。”我有些被说服，为难地看向他。陈时依旧双眸澄澈，就和此刻趴在他旁边盯着草莓塔的小樽如出一辙。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陈时于我而言还算幼，我只好率先败下阵来：“那好吧。”然后拿起一旁闲置许久的生日帽戴在他头上，又抬眼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十点二十七，再过一个多小时六号就结束了。
我突然灵机一动，刻不容缓地扒开衣柜下面的抽屉乱翻，最终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了被压成薄薄一片的廉价圣诞帽，给自己规规整整地戴好。
“行了，咱们许吧。”我回到陈时身边，重新坐下，郑重地闭上眼睛，迎接自己迟来的十九岁生日。
脸颊突然传来痒意，圣诞帽帽边紧贴额头的触感也倏地消失，我疑惑地睁开眼，就见陈时把他的生日帽摘了下来，互换着给我戴上。
我推拒着不要：“你过生日，生日帽给我算什么事？”
“小润哥，你这个帽子都起球了，还是戴我的吧。”
“因为年份太久了。哎呀你臭讲究什么，戴哪个不是戴呢。”我臊红了脸，这顶圣诞帽还是我小学的时候买的。
那时候人小鬼点子多，但脑子里又什么都不懂，临近圣诞节，大家就跟赶潮流似的排队去小卖部里买圣诞帽。
两块一顶，物美价廉，引起了小学生之间的风潮，头上顶着一簇红到处逛。
这种时尚我和段小头以及许成夏自然不会错过，一个人买来一顶，在上头贴了铠甲勇士和奥特曼的贴画，比别人的看起来都要更独特、更飒爽，恨不得晚上睡觉都戴着。
可惜没过多久校长就在操场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这种集体行为，并以“谁再戴着那帽子来上学就请家长”为威胁，吓得每个小孩儿都颤颤巍巍地把帽子摘了下去。
我的圣诞帽也就因此被搁置在衣柜的最深处等着落灰了。
年幼的时候头小，戴着这顶帽子还要嫌大，但现在长大了，就显得帽子愈发的小，戴着嫌勒。
陈时身子骨比我大，帽子根本没法套在头上，只能虚虚放在头顶，偏偏他又面色不改，看起来特别滑稽，让我没忍住捧着肚子偷笑。
陈时有些窘迫：“只能这样了。”
“哎呦喂。那行吧。”我抹掉眼角笑出的眼泪，又提出换帽子的建议，但陈时坚持不再换，我也就此作罢。
两个人闭上眼睛，终于开始许愿。
许愿于我而言是一件神圣的事，是每一个降临在世间的孩子为数不多的不分阶级的特权。
庄重又严肃地并紧双掌，我在内心真挚地小声呢喃。
希望新的一岁，一切都再顺利一点。
2009年的尾巴随着蜡烛被吹灭散成了一缕烟，新的一年马不停蹄地赶来。
2010年，是我即将要进行高考的一年。
二月份再开学已经是高三下半学期，对于六月份的考试，我蓄势待发。
知识已经全方面覆盖了我的大脑皮层，成绩最好的一次考到了年级第18。
一切似乎都在井然有序地发展。
段小头自从段奶奶去世后总带着一身散不掉的忧愁，但现在心情振作了许多。
首都的许成夏今年终于有闲暇时间休息，恢复了一天能打三次电话的频率。我也亲眼在电视上看到了他出演的电视剧，虽然只是戏份不多的男三，但年轻出彩的脸蛋和精湛认真的演技足够吸睛，让他收获了不少芳龄少女的喜爱。
陈时也在开学后没多久参加了一场数学竞赛，并在竞赛中获得二等奖，给校长乐得不可开支。
但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多数人的风吹草动都能牵扯我的神经，让我的生活也因此变得不再一帆风顺。
三月份开始江菱不再来上课。我不知道她家的地址，去鲜加超市也没找着她，不管上课下课就每天看着那个空无一人的座位干着急，最后走投无路，只能去找老马，问他为什么江菱没来上课。
他听完我问的话，只叹了口气，随后摘下自己的眼镜，用一块陈旧的眼镜布仔细认真地擦拭着。
我看着他这样，心情愈发紧张，手指攥着校服裤子的布料，不敢再想某个猜测。
老马擦了很久才重新戴上，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我的眼神里都带着不忍，语气惋惜：“江菱不准备高考了。”
我愣了会儿，瞪大眼睛，被过分的愤怒冲昏了头脑，“我不信！”
说完就从办公室跑了出去。
出来的一刹那，艳阳高照，洒进了走廊。
江菱怎么可能会放弃高考。我想起无数个她的保证，保证一定会考出樊城，保证会出人头地，保证会远离这个让她心碎的地方。
想起她自信从容的笑，又想起她坚定不移的梦。
我握紧了手掌，渗出的汗水浸湿了掌纹。
比起困惑和失望，难过更占据上风。
江菱不是个会轻言放弃的人，更何况为了高考，她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怎么可能，怎么会？
我停下了莽撞的脚步。
两秒后，我擦干手掌上的汗，转身，又疾步回到办公室。
老马还坐在那儿，可是眼镜依旧没有戴上。
上了年纪的小老头在这座落后的小城见识过的封建家庭数不胜数，尝试过苦口婆心的劝说和坚持不懈的说教，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无数努力落空的打击下，老马心灰意冷，只能安分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留住剩下的学生。
他这幅模样我见过很多次，大多数都是在某天班里某个学生没来上课之后才会出现。
遗憾却又无能为力。
而现在他又出现了这种模样。是在江菱消失后。
我感到血液都停止了流动，紧张到头脚发麻，听到自己说：“老师，可以给我一下江菱家长的电话号码吗？”
我以为自己做好了承担一切结果的准备，但真到了电话被接通的时刻，还是没憋住情绪，咬牙切齿地说：“你好。”
对面的人大概在打麻将，背景音嘈杂，一群人七嘴八舌，还夹杂着麻将碰撞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
我的这通电话显然打的不是时候，对面中年妇女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哪位啊？”
我在心中默念了八百遍道德经，耐着性子开口：“你好，阿姨，我是江菱的同学，我想问一下——”
“你是那死丫头的朋友？”我的话点燃她的怒火，我听到椅子划过地面发出的尖叫，麻将的声音倏地停下，接着又听到她的歇斯底里，“她是不是在你那里？我说她为什么死活不愿意结婚，原来是早就有相好了！她是不是在你家住着？”
我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我和她不是那种关系。江菱不在家吗？”
“在家？”妇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哪来的家？我们家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离家出走住在超市里，让她结个婚跟要她命一样，她不嫌丢人我们还要脸呢！”
“要不是有人来告诉我，我一辈子都得被这死丫头蒙在鼓里。现在刚找回来，结果又他妈跑了，说好的媒也黄了，让我在别人面前怎么做人！”
“......跑了？”她讲话实在太难听，但一堆信息的冲击力比怒火先席卷了我。我的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感到指尖发凉。
中年妇女冷笑一声，尖声说：“早跑了，跑一个星期了！”
“最好一辈子别回来，养了她真是遭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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