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研制全新的保护系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艰难一千倍甚至一万倍。非常通俗易懂的道理，为什么xx的第一人是会被深刻记住的名字，因为要成为行业的开创者是艰难的。
从意大利回到布莱克利的第三天，玛瑞亚在昏迷中醒来。私人飞机转院回到西班牙，说是要丢掉一只眼睛，好运的是是生命不会因此丢失。
消息是艾丽西亚在凌晨三点发过来的，手机震动把我从浅眠中拖出来，艾丽西亚说怎么办啊？她害怕见到玛瑞亚。
我说为什么害怕见到她呢？
她说她以后再也没办法碰车了。卡洛斯换了新的导师。她失去了一只眼睛，那时候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装上新的科技眼的地步。不只是赛车或者卡丁车，连平时里的汽车也没办法再动了。
残酷的事实在气泡框里一条条不间断地冒出来。
絮絮叨叨的信息结尾最后一句是简短的一条，艾丽西亚说没办法面对她。
盯着满当的一版内容看了很长时间，屏幕自动熄灭，从漆黑的屏幕中恍惚间看见了自己的脸，我愣了好几秒才再一次摁亮屏幕，打字说我也是。
凌晨三点的公寓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躺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
夏天雨季带过来的风是潮热的，让人像被勒住了喉咙呼吸不上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眶是干的。
明明在医院走廊和玛瑞亚的家人告别时，在墓碑前跪下时，都应该哭的。但眼泪一如既往是在我身上很稀缺的的东西，所以一滴也没有掉落下。
久违的感受到情感和心脏像是有隔着一层膜，从床上翻身起来点燃了一支烟，咬碎爆珠时甜蜜又苦涩的味道浸入口腔。
心里有点空荡荡的感受，不合时宜地觉得很想恋爱，或者开始一段新的关系。
处于脆弱到好像一阵风就能打倒我的时刻，需要全新的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缺口。
87.
我给技术总监发了一封长邮件。
附上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文件，和现在的总监本人·巴里切罗的前工程师·奥利弗共同起草的初步方案，关于在座舱周围增加额外的头部保护装置。
这项研究追溯到上世纪末的骇人事故，在这个世纪初有了显著成果，但随着速度的加快，显著成果所能带来的保护效果微乎其微。
上个赛季Fia安全部门刚刚提出了类似的设计，最后被搁置下来，毕竟赛车比赛最重要的概念还是寻求速度和热度而不是寻求安全。这扭曲的概念却成了所有人的共识。
不只是和奥利弗讨论过这回事，上赛季初有fia的工作人员也和我们发邮件讨论过这方面的内容。关于有没有车队的研究部门愿意承担这部分的落地辅助工作，为此开设了相关会议，技术总监敲板给予了同意的答复，却还是没有得到二次答复，后来就也没有然后了。
如果当时能再强硬一点，再坚定一点，也许这次的事故连发生的余地都不会有。玛瑞亚的结局也不会是这样。
如果更早一些找到这些方法，就不会…如果…
人生可以有太多如果了，更有效的不是思考如果，而是将目光放到现在。令人头痛又难以接受的现实在不断往前走。
技术总监的回复比我想象的要快。在凌晨两点打来电话，接着群组的会议消息弹出。
我一夜无眠。
清早的会议厅。
技术总监把方案投影到屏幕上，我曾经见过这设计，出自他本人之手，上个赛季差一点投入的试验品。
空气动力学部门的主管开口，说这东西会严重干扰气流。
“根据我的估计，会增加大约十五到二十公斤的下压力损失。”他说这话时盯着屏幕，“这会让我们每圈慢零点三到零点五秒。”
F1比赛里的零点三秒不能和其他时候的时间致以同一单位概念计算，连眨眼都做不到的时间里可以让第一名掉下领奖台。
我翻开笔记本电脑，把连夜算出的数据投射到旁边的屏幕上。
“如果把侧箱的气流通道重新设计，损失可以控制在五公斤以内。”我说，“如果配合新的前翼端板设计，甚至可以完全抵消。”
主管翻白眼，说弥补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更快的设计。
“研发预算已经分配好了。新赛季赛车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引擎升级、底盘改进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支出计划。”年纪更长一些的男人打断了那主管的话，用温和的语气说着残酷的话。
车队高层都是群体面到冷漠的人，不会做出在公开会议中争吵起来的事情。
会议结束后房间留下我和技术总监两个人，他又一次打开了那份资料，办公室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车间噪音若影若现。
他再一次拿起了文件，纸张摩擦被一页页翻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这需要大量的模拟测试。”他翻到数据部分时停下往后翻动，“你知道FIA为什么拖了三年吗？
时间就是金钱，在围场更为深刻的道理。
“在这岗位上我更意识到了这方案的不可行性，这是件非常难的事，战线会被拉的很长。”
“不。”我反驳，“如果FIA能重视这个问题，那么一切都将顺利地进行下去。”
“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东西。谁会支持呢？投入几百万、上千万，可能几年内都用不上的东西，所以没人在继续做这个，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了。”
“但如果我们不做，下一个出事的会是谁呢？”
“你太悲观了。维洛塔的状况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她不是没有死吗。”
“没有死？”我不可思议地重复，人怎么能说出那么事不关己的话，我说但她的一辈子都毁了，因为这场事故，葬送了一个人本应该前程万里的未来。
88.
“总是这样的。赛车运动意味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但低概率。”电话那头的人说，“这就是比赛的规则，我以为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套。”
他发出一声嗤笑，说都是这样的，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到对生命变得麻木，利益才是被放在眼里的东西。别对这东西投入无用功了。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东西。你今天难道不需要和罗斯伯格一块儿训练吗？
说话这人是Fia理事会的副主席之一，升职前和我关系就不错，在几场聚会上被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他见我没有回答，在电话那头叹气，说你只是阴影太重了，我知道二十年前那场事故给你带来了很深刻的阴影，但人总不能活在过去。你该走出来了。
窗外的天色从刺目的白变成浅金色，停在了沉闷的灰蓝色。
没有新意的雨天，豆大的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
哈伯德和唐宁的名字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紧跟着的是关于HANS系统的历史资料。上学时为了应对考试而被印刻在脑子里的时间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发，九十年代商业化到成立公司，还是被国际汽联拒绝，直到1994年伊莫拉那个黑色的周末之后，才终于被强制引入F1的系统。
发明到普及点十几年里发生的事故变成了网页上的白底黑字，一场又一场的葬礼和无数个家庭的希望破灭。
联系到哈伯德比我想象的要容易。
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官网上挂着邮箱地址，我发了一封长邮件，把玛瑞亚的事故，我的经历和曾经出于我手中的研究资料成果都编辑在一块。
发送键按下去的那一刻，盯着屏幕上的成功提醒，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在向陌生人倾诉心事的未成年人。我几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深知这大概率也许是杳无音信还很矫情的无用功，想要真正联系到他们需要采用其他的方式，于是我开始同时联系曾经与这两位老人有合作关系的中间人。
令人意外的，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回复。
哈伯德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唐宁的回复来得更晚一些，是一通电话。（这意味着他把我那有部分令人羞耻的邮件从头看到了尾，因为我的电话附带在了最后）他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要精神很多，但语速很慢。
吉姆唐宁今年70岁，仍活跃于SCCA俱乐部赛事推广赛车安全。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他说，“有很多地方需要改，但方向是对的。”
冒昧的问出问题，“您愿意和我讨论吗？”
我控制不住我颤抖的声音，即使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但难以控制地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今年七十二岁了。”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赛车这个行业里找到多少意义。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电话结束在他爽朗的笑声，说我当然希望能帮到你。即使是在没什么人关系的赛车安全领域，也需要人来继承我们的衣钵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