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市里最热闹的地方，到处都是眼睛，老师和同学又都在不远处。11岁的男孩只是上了个公用厕所，却再没有回到人群中。
1
“这件事情，我负责。”顾红星站在张局长的办公桌前，低着头。
“是我的责任，我轻敌了。”冯凯昂着头插话道。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办错案的冯什么吧？”张局长恶狠狠地说。
“冯凯，不是冯什么。”冯凯说。
顶针：方言，形容较真，钻牛角尖。
“你还在这儿给我顶针 顶针：方言，形容较真，钻牛角尖。呢？”张局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告诉你！你今天就给我去禁闭室！关禁闭！我不开除你，算是给你面子了！”
“我们不过就是行动失败，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抓捕的时候抓不到人也是正常的好吗？关禁闭？哪条法律规定的？”冯凯瞪大了眼睛。
无论是陶亮还是冯凯，当了这么久的警察，还从来没有被关过禁闭。虽然关禁闭对冯凯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关键他要是被关了禁闭，车匪路霸的案子谁去查？
“没后果？”张局长腾地站了起来，指着冯凯的鼻子说，“你们占用本该执行安保任务的几十名武警警力，白白干了三四个通宵，武警部队怎么看我们？我以后去武警部队，怎么抬得起头？”
“那是你想多了。”冯凯说，“巡逻能让歹徒不敢作案，震慑犯罪也是我们的职责。我看，以后巡逻就应该常态化，提高群众的‘见警率’，震慑犯罪的同时，也能提升群众心里的安全感。”
“你这是在狡辩吗？”张局长的火被油泼了似的，吼道，“你不仅办错案，还把武警部队当猴儿耍，你这行为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今天就脱衣服，别干了！”
“局长，他说得有道理，公安机关不仅要破案，更要防案。”顾红星居然敢当面和局长硬刚了，说，“如果说推断错误，你可以关他禁闭，但你无权开除他，你要想开除他，得局党委会研究决定。”
张局长的脸涨得通红，但顾红星的话又无可挑剔，于是他借坡下驴，说：“好！关禁闭！现在就去禁闭室！你好好反思反思！”
冯凯冷笑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禁闭室在公安局旁边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是战争时期挖的防空洞，后来被改造成了禁闭室。据说尚局长在位的时候，这个禁闭室从来都没有用过，但张局长上任后，他冯凯已经不是第一个进禁闭室的人了。
禁闭室就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没有装着铁栅栏的防护窗，也没有战士或者民警站岗。禁闭室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台子上放着一些政治理论学习的教材和一些纸、笔。写字台旁边是一张床，床头砌着一面半人高的矮墙，墙后是一个蹲便器。
因为是地下室，即便在炎热的夏天，禁闭室里也是很凉爽的，就是下水道通过蹲便器而散发出来的尿臊味，让冯凯有些不适应。
“人啊，就得有好的心态。”冯凯一屁股坐在禁闭室的床上，自言自语道，“说不好听了，是关禁闭，说好听了，就是给我放几天长假，何乐而不为呢？”
冯凯躺在床上，脖子接触到枕头，感觉到了隐隐的潮气，他望着天花板，思考着。
今天早晨，他们开车从郊区返回公安局后，郊区分局就打来了电话。
一名货车司机在一条省道上，遭到了同样方式的抢劫。车上拉的五箱白酒和十箱香烟，以及司机身上的100元货款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
严重的问题是，这一次的抢劫地点，突破了冯凯划定的直径50公里的范围，而且作案时间从夜间变成了清晨。
更令人头痛的是，被抢劫的货车司机说，这帮人是骑自行车来的，两人一辆，一共七八辆自行车。也就是说，这帮车匪路霸购置或者盗窃了交通工具，那么今后他们的作案范围就会成倍地增加，冯凯在原范围内设计的诱捕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在第一个巡逻诱捕的夜晚，冯凯和货车司机聊了几句。虽然还没到信息化的时代，但货车司机被频繁抢劫的消息，也已经在司机群体中传开了。很多司机会选择绕开常发案件的路段，多跑几十公里，只为保证一个安全。
看来，这个信息，也被这帮车匪路霸掌握了。
这帮车匪路霸不仅有缜密的犯罪思路，还有灵通的消息渠道。确实，是他冯凯低估了。冯凯原本认为，他们只是一帮农民，不太可能具备多强的反侦查意识，可事实告诉他，并不是这样。其实从一开始，勘查员无法从被劫车辆上找到任何指纹，冯凯就应该想到，他们是有反侦查意识的，可是骨子里的傲慢，让他忽略了这一点。
张局长说得不错，在轻敌这一点上，冯凯确实应该反思。可是，接下来该怎么阻止这帮人继续犯案呢？
从自行车查起？
很难行得通。在询问被抢劫司机的时候，冯凯还特地问了一句，这帮人骑的车是不是新车。冯凯心里想，如果这帮人是特地批发了几辆自行车，说不定可以从自行车的销售商那里找到线索。虽然他们作案的时候都是蒙面的，但不至于买车的时候也是蒙面的吧？
可报案司机笃定地认为，他看到的自行车都是旧车，有的车撑都坏了，斜靠在路边的。
如果是他们骑了很久的自行车，那为什么这帮人之前作案的时候不骑车呢？
只有一种可能，这帮人以前是没有自行车的，在他们得知货车司机为了保护值钱的货物而选择绕远路后，他们就去偷了一些自行车用以跨区域作案。
那么，从被盗自行车的案件查起呢？
这也是行不通的。
冯凯知道，在这个年代，自行车是比较值钱的财产，而且每辆车子在外观上又没有特别的辨识度，所以经常会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对象。陶亮上学那会儿，还经常听说盗窃自行车的案子。后来，随着群众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街上出现了共享单车，偷自行车的才少了，转而变成了偷电动车或者电动车电池的案件。这种日常通行常用的工具，不管在哪个年代都是有很大的需求量的。不用查就知道，这时候的自行车盗窃案，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的。
所以，如果他们转去调查自行车被盗案，那么他们什么都还来得及查到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货车司机受害了。
难道这案子就要陷入僵局了吗？
哎呀，有监控的年代，多好啊！
在地下室里，冯凯不知道白天黑夜，只能根据门卫送饭的时间，来推测当前大致的时间。他在写字台上涂涂画画，想要找出破案的思路，一沓纸都给他画完了，似乎还是很难找到突破口。
有反侦查意识、聪明、时刻掌握外界信息，这些都是冯凯给这帮车匪路霸的“画像”。他在画像中感受到一种反常的气息。虽然这个年代，农民的文盲率已经大大降低了，但平均受教育程度依然不高。冯凯记得在陶亮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说过，九年义务教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全面推广开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民，大多只有小学文化。小学文化的农民，怎么会有这样的“画像”呢？冯凯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这个年代的农村，有自行车的人家并不多。可是，逐一搜查农户，也是不可行的办法，一是扰民，二是自行车实在太好藏匿了。但这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他们不太可能在农村偷盗自行车，而应该去自行车多如牛毛的城里，才更容易偷盗。
对，他们肯定是和城里有紧密联系的。否则在货车司机圈子里流传的绕路信息，他们肯定是不能掌握的。
他们主动去城里，仅仅是为了探查信息吗？
冯凯的思路被禁闭室铁门打开的声音打断了。
顾红星出现在了禁闭室的门口。
“怎么了？禁闭时间到了？”冯凯用调侃的语气说道。
“最近在搞什么盗窃案件专项治理，支队的人全部调去和治安部门一起搞盗窃案件了。”顾红星气喘吁吁地说，“可是，现在发生了一起案件。”
“什么案件啊？”冯凯说，“偷，还是抢？难不成是那帮车匪路霸又出现了？”
“不，是绑架。”顾红星说。
“绑架？”冯凯从桌子前面站了起来。
绑架案件在国内并不多见，就连陶亮这个当了十几年警察的“老人”，也从来没听说龙番市发生过绑架案。但在冯凯的这年代，还真的出现了。
“我，没办过绑架案。”冯凯有些心虚。
“我也没办过。”顾红星说，“所以现在，我，需要你。”
走出了禁闭室，外面阳光明媚，冯凯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说：“你说，这么好的天气，车匪路霸不会又出来作案吧？”
“不能排除。”顾红星说，“但是我们目前给各个运输公司都发布了预警，要求大家尽可能避免在清晨或者夜间行车。在我们获取新的线索之前，也只能从源头预防了。”
“这是个好办法，但不是长久之计。”冯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全部放在这一起绑架案件上。”顾红星说，“你把警服外套脱了，我们便衣过去。”
冯凯侧头看了看顾红星，他一脸担忧。自从来到这个1985年，顾红星给冯凯的印象就是成熟了很多。遇到案件，他更加镇定自若，人少事多，他运筹帷幄，在局长面前，也勇于担责。不得不说，眼前的这个顾红星，确实是一个好的公安机关领导。而现在的顾红星脸上的那种焦虑和担忧，是几年前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这一起案件，连现在的顾红星，都很没有把握。
冯凯一边坐上车，一边说：“虽然我也没有办过绑架案件，但好歹看过不少说绑架案件的小说和电视剧，作案的套路有限，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有小说和电视剧说这个？”
“啊，嗯，是有的。”冯凯连忙岔开了话题，“咱们公安局有电话的监听设备吗？先把受害者家的电话监控起来。现在没有定位设备，那是不是可以通过邮电局查清楚勒索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呢？然后从勒索电话具体地址的附近找？”
顾红星疑惑地看了一眼冯凯，打着了汽车的火，说：“和电话有什么关系，绑匪是写信来的。”
疑惑从顾红星的脸上转移到了冯凯的脸上。车内沉默下来，两人都在各自思考。冯凯说的什么监听、什么定位，顾红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不过，冯凯在遇到案子时突然胡言乱语或者编出一个新鲜的名词，顾红星都已经习惯了。细心的顾红星发现，冯凯每次编出来的名词，都非常贴切，而胡言乱语的内容，案子破了之后回想起来，也有那么一些道理。所以，顾红星正默默试图去理解冯凯这次爆出的新名词的含义。
而冯凯的沉默是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家庭能安装自己的家用电话，甚至也没有投币公用电话。大部分人打电话还都是“集体”式的，一个胡同可能就一部电话，一个居民区可能也就门口的小卖部里有。既然这样，电话勒索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受害者家里没电话，很难通过公用电话找到他，而绑匪如果打电话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信息。
想着想着，顾红星已经驾车来到了距离公安局并不远的汉河路，这条路的两旁有一些居民区，都是汉河路以北一片工厂的宿舍区。车子在挂着“龙番市收音机厂宿舍区”招牌的一个门口附近减速了。这个有十几栋五层小楼的“小区”，周围有围墙，门口是一个大铁门，旁边有一个门卫室。顾红星没有试图把车开进小区，而是开到附近的一条路边停了下来。
“现在不能确定绑匪是否会在附近监视受害者的住处，如果知道他们报警了，孩子就危险了。”顾红星解释道。
冯凯点点头，和顾红星一起穿着便衣向小区大门走去。虽然没有办过绑架案件，但以顾红星谨慎的性格，他绝不能因为暴露而丢失掉一条年轻的生命。
冯凯走到一家小卖部，买了两瓶廉价的白酒，拎在手里，小声对顾红星说：“要做伪装，就一定要像，我们两个大男人一起往小区里走，很容易让绑匪产生怀疑。但是现在这样，就像是来约酒的了。”
顾红星点点头，悄悄地竖了竖大拇指。
两人并肩走进了大铁门，见门卫室里的老大爷正在打瞌睡，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走进来。
受害人的家，在收音机厂宿舍5栋101，顾红星和冯凯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门口堆着一些杂物，门的右侧墙壁上，挂着一个木制的信箱，每一家都有。在以写信作为主要通信方式的现在，信箱对每家人都很重要。无论是信件、报纸还是有些家庭订的牛奶，都会被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每天清晨或晚间按时送到每一家的信箱里。从信箱上的一尘不染，可以看出受害人这一家也是很频繁地使用信箱的。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人，是当地辖区派出所的副所长小郭。
“顾支队，你们来了。”郭所长小声地问候了一句，然后伸头向他们身后看去。
“没尾巴。”顾红星说完，转身进了屋子。
冯凯有点想笑，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拍摄一部谍战剧。
在这个年代，收音机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电器，几乎每家人都会拥有。因此收音机厂的效益很好，员工能分配到的房子也较大。这间屋子的整体布局和顾红星家有点像，但比他家多出了一个房间，是一个三室一厅的结构。
屋子里很整洁，可以看出主人是个很勤快的人。
受害的一对夫妇，此时正依偎在客厅的沙发上，女人低头啜泣，男人则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地安慰着。
“这位是杨谦宁，杨经理。”郭所长做了个手势，给顾红星他们介绍了沙发上的那个40岁出头的男人。
杨谦宁满脸的忧郁，此时出于礼貌，朝顾红星微微点头。
“杨经理以前在收音机厂做过技术，也做过销售，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吧。”郭所长说，“因为他的技术很好，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辞职了，在前面那个长江百货公司里租了个门面，做收音机、收录机的生意。他有销售渠道，也懂技术，会修理。”
冯凯有些意外，他以为绑匪要是绑架，总得找一个大老板的孩子绑吧？绑这么一个小电器店的老板的孩子，真的能弄到钱？
顾红星倒是没想那么多，捧着笔记本，唰唰地记着笔记。
“这位是杨经理的爱人，高萍，以前也是在收音机厂工作，现在也辞职了，主要接送孩子、照顾家里，还帮杨经理打理他的收音机店。”郭所长接着介绍道。
居然还是个夫妻店，可以想见，店的规模并不会太大，他们也不可能是冯凯理解中的有钱人。
女人显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便是在极度悲伤和焦虑的情绪中，依旧抬起了埋在杨谦宁臂弯里的脸，和顾红星他们打了个招呼。高萍显然比杨谦宁要年轻不少，大约35岁，肤白貌美，在这个没有化妆的年代，绝对是个素颜美人。
“他们的儿子，叫杨巧剑，今年11岁，是龙番市第六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郭所长简要地说道，“杨巧剑是个很乖的孩子，平时绝对不会任性乱跑。但是，昨天上午杨巧剑去参加学校的一个活动，失踪了，晚上杨经理就收到了勒索信。他们想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就托邻居来我们派出所报警了。”
2
“那封勒索信呢？”冯凯问道。
在陶亮的年代，手写的信件已经很少见了，陶亮只有小时候跟人交“笔友”时才写过信，所以他对这封信充满了好奇。
“信和信封都让卢俊亮拿回去进行指纹检验了。”顾红星说，“我已经和他说了，信封可能会被很多人接触过，所以意义不大，但是里面信纸上的指纹，还是很有鉴定价值的。”
“有鉴定价值的，何止信纸上的指纹啊。”冯凯嘀咕了一句。
“那还有什么？”顾红星连忙问道。
“笔迹啊。”冯凯说，“你忘啦？我们在公安部民警干校学习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去学文件检验专业的，文检专业，不就是看笔迹来甄别人的吗？”
“这个我是记得，但这封信是伪装的笔迹。”顾红星说。
陶亮在刑警学院上学的时候，虽然专业是侦查学，但各类刑事技术也是必修课程，所以他对文件检验专业，也略知皮毛。有些人为了伪装自己的笔迹，会故意把自己写字的习惯给隐藏起来，比如用左手来写字，又如故意用扭曲的笔画来组成字体，这些笔迹被称为伪装笔迹。
“伪装笔迹也是可以甄别嫌疑人的，你不知道吗？”冯凯说。实际上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这个知识是陶亮在刑警学院学习的时候获知的，不过，文检技术是传统技术，这个年代应该和法医、痕检一样，已经发展成熟了。
“真的？”顾红星的眼睛一亮。之前他还在担心，绑匪既然知道伪装自己的笔迹，就更有可能知道要隐藏自己的指纹。如果他是戴着手套来写这封勒索信，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信纸上找到任何指纹。
“当然，你可能不记得了，上学那时候，老师说过。”冯凯说。
“说过吗？”顾红星闭上眼睛，回忆着过往。
“说过，不过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冯凯说，“所以，等小卢的指纹检验结束，把勒索信送到省厅去，找他们看看。省厅有文件检验专门的部门，负责人姓吴，很有名。”
“姓吴？”顾红星说，“省厅搞文检的老师，不是姓王吗？”
冯凯想起，他印象中的省厅文检专家吴老大，是陶亮那个年代的，在这个年代，估计吴老大还在上中学吧。
“嗯，以后会姓吴的。”冯凯搪塞道。
“姓还能改？”郭所长一脸疑惑。
“这个不重要，只要有专门的检验部门，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冯凯说，“再说了，信封呢？信封上不是还有邮戳吗？咱们岂不是可以锁定绑匪是在哪个邮筒投递的？他肯定不会距离那个邮筒太远。”
“没有邮戳。”郭所长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信封和信纸的照片，说，“信是被人放在门卫室的窗台上的。”
冯凯想到了在门卫室打瞌睡的老大爷，心想这位老大爷肯定没注意到送信的人。
果然，郭所长补充道：“门卫没看见是什么人来送信的，他出去上厕所回来，就看见了窗台上的信封。”
冯凯接过照片，仔细看着。
信封就是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除了邮政编码的位置印着红色的方框，没有其他任何印制的内容。信封上用伪装笔迹写着几个字：“龙番市汉河路 收音机厂宿舍 杨谦宁收”。
另一张照片是信纸，信纸也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信纸，泛黄的白纸上印着一条条的红线，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印制的内容。信纸上写着两行字：“你宝在我手上，破财消灾3万元。在家等我传话。报警宰人，没报警就安全。”
“等他通知？”冯凯转向杨谦宁，问道，“你们家没电话吧？”
杨谦宁机械地摇了摇头。
“那他肯定还会采用送信的方式。”冯凯盯着顾红星说。
“辖区派出所和分局刑警大队已经派便衣潜伏在四周了。”顾红星领会了冯凯的意思，回答道，“这个区域已经水泄不通了，只要有人送信到门卫室或杨经理家门口的信箱，都会被盯上。”
“你有仇家吗？”冯凯又转过脸问杨谦宁，“你们做生意的，是不是容易得罪人？”
杨谦宁依旧是机械地摇了摇头。
“我们问了好几遍，杨经理坚持说自己从来没有得罪过人。”郭所长说。
“你们再聊聊，我得去局里。”顾红星此时已经坐不住了。
冯凯知道，顾红星没有想到文检专业是可以甄别伪装笔迹的，所以顾红星现在急着要回去，防止卢俊亮在显现指纹的时候，破坏信件上的笔迹。如果茚三酮也不能显出指纹，而又破坏了笔迹，那就得不偿失了。
“你去吧。”冯凯说，“我在这边，先问一下基本情况。”
顾红星走后，郭所长继续和杨谦宁夫妇谈着话。
现在是9月初，中小学刚刚开学没两天，杨巧剑的学校就组织了秋游，到龙番市民广场的英雄纪念碑，给英雄献花圈。当然，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给孩子们玩耍的。在这个年代，五年级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老师不会严密关注到每一名孩子的动向。所以在自由活动结束后，老师重新列队时才发现杨巧剑不见了。
老师和孩子们几番寻找，都找不到杨巧剑，而杨巧剑平时很听话，绝不会贪玩乱跑，于是老师连忙通知了杨巧剑的家长一同来寻找。一直找到了天黑，都没有找到杨巧剑的身影，后来，杨谦宁的一个邻居就带来了那封莫名其妙的信件的消息。
杨谦宁知道，信封上不写寄件人是很不正常的，于是连忙赶回家里，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被别人绑架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也没有想到谁会做这个事情对吗？”冯凯仍不甘心，问道。
“没有，我认识的人，不会做这事儿的。”杨谦宁的声音很沙哑。
冯凯点了点头，背着手在不大的客厅里绕着圈走着。
“3万块，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冯凯沉吟道，“你们，拿得出吗？”
冯凯知道，这个年代，还很流行“万元户”的说法，一个家庭能有1万元的存款，就算是条件很不错了，这个绑匪直接来要3万块，是妥妥的“狮子大开口”了。当然，冯凯也知道，不能让贫穷限制了他自己的想象，所以他这样问了一句，实际上是挖了一个坑，来试探一下这位杨经理。
杨谦宁愣了一下，见冯凯盯着他，眼神有些躲闪，说：“拿不出。”
此时，从杨谦宁的微表情，冯凯心里已经确认，这个杨经理实际上是拿得出这些钱的。可是，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仅仅“下海”了两三年，就能积累这么大一笔财富吗？
在客厅里闲逛的冯凯此时注意到，房子的客厅位于房屋的中间，周围除了厨房和卫生间，还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的房门是打开的，可以透过房门看到里面的摆设，而另一间房门是关闭的，房门外面挂着一把很不合时宜的大铜锁。
“这三室的房子，你们和孩子各住一间，那这一间是？”冯凯指着门锁问道。
杨谦宁很敏感，他坐直了身子，舔了舔嘴唇，说：“那一间没人住。”
“能打开给我看看吗？”
“没什么好看的，堆杂物的。”杨谦宁说，“再说了，这对救回我儿子有什么作用吗？”
“有没有作用，可不好说。”冯凯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打开吧。”
其实冯凯的心里是没底的，在陶亮那个年代，如果他要求打开别人的房间，肯定会被投诉到崩溃，但这个年代，他还是决定试一试，说不定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
公安人员的威信果然还是起到了作用，又或是想救孩子的心情占了上风，杨谦宁虽然显得很不情愿，还是起身掏出钥匙，打开了这间房间。
这个房间并不是杨谦宁所说的是堆放杂物的地方，而是一个工作室。房间里的货架上，摆着几十台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收录机，有的很新，有的却陈旧了。
“你这不是仓库吗？”郭所长很意外地问道。
“嗯，就是，放一些旧的，收来的机器。”杨谦宁支支吾吾地说道。
瞬间，冯凯的心里就像是点亮了一盏灯，很快就跟明镜似的了，说道：“杨经理，销赃也是犯法的啊。”
冯凯知道，如果是正常进货销售收录机，收录机都是有包装的。如果是正常修理收录机，没有必要把需要修理的机器搬回家里，甚至还藏在房间里。有新有旧、故意藏匿，显然只能用销赃来解释了。冯凯清楚地记得，他在刚醒来的时候，就听大家说过，收录机是一个家庭里很贵重的物品，入室盗窃的小偷很有可能会选择拿走收录机来牟利。而这个年代，也有很多年轻人带着收录机去公园等公共场所播放音乐，这是一种时尚，同样也为小偷制造了获取贵重物品的机会。
非法所得，必然需要通过一个渠道来变现，这就是销赃渠道了。
“不是啊，公安同志，我只是做二手生意，他们这些机器怎么弄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啊！”被冯凯突如其来的话语所震慑，杨谦宁带着哭腔喊了起来，“我不知道的事情也犯法吗？古人不是说不知者无罪吗？”
“这件事以后再说。”冯凯打断了杨谦宁的狡辩，说，“现在我需要知道的是，你销赃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是不是只有那些小偷知道？”
杨谦宁还想继续狡辩，但转念一想，现在还是救孩子要紧，于是连忙回答道：“知道的人比较多，不仅是供货的那些人，还有来我店里买东西的都知道，可能我的一些同行也都知道，原来的厂里可能也有很多人知道。”
“能不能列个名单？”郭所长来了兴趣。
“这……”杨谦宁再次为难了。
冯凯挥了挥手，打断说：“可能他连这些人的真名都不知道，这个思路也一样是大海捞针。”
“是啊，人太多了。”杨谦宁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等绑匪再一次送信，另一方面，杨经理你也要好好想想，哪些人最有可能作案。”冯凯说，“我们也会注意工作方法，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对对对，救孩子最重要。”杨谦宁说，“我其实也知道，那些供货的人，都不是善茬，可我真的搞不清他们的身份啊。”
“行了，交给我们吧。”冯凯说道。
“你们对面小卖部里，有我们的同志日夜值守，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就立即去小卖部以买东西为名，向我们的同志报告。”郭所长说道。
“好的，好的。”杨谦宁点头哈腰，说道。
从杨谦宁的家里出来，郭所长问道：“早就听说老凯你有火眼金睛，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冯凯微微一笑，说：“这不算啥，看来这案子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原本以为，根据线索找到绑匪的居住地附近，逐一进行排查和杨谦宁有关系的人就行，还有笔迹或指纹作为甄别依据，那在绑匪露面前就直接可以一网打尽、营救人质了。结果绑匪没有暴露他附近的电话或者邮局、邮筒，杨谦宁又搞不清有哪些嫌疑关系人，更搞不清这些人的身份、住址。没有了侦查范围，即便有用于甄别的笔迹和指纹，也是枉然啊。”
“那怎么办？”郭所长表情也凝重了起来。
“我们现在去学校吧。”冯凯说，“毕竟是学生活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最直接的线索应该就在学校里了。”
其实此时冯凯心里有很多惊讶，如果在陶亮的年代，学校活动弄丢了孩子那还得了？可没想到，这个杨谦宁居然完全没想过要找学校的麻烦。这确实出乎了冯凯的意料。
虽然杨谦宁没有找学校的麻烦，但学校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冯凯和郭所长赶到学校的时候，校长正在亲自调查此事。因此，冯凯也省去了逐个询问杨巧剑同学的麻烦。
当天活动的情况和杨巧剑失踪前的情况，校长这边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
当天上午9点，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市民广场。龙番市市民广场是以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广场，面积很大，周围有铁质栅栏，是很多市民聚集、游玩、休闲、锻炼的地方。
因为市民广场和周围马路之间有铁质栅栏阻隔，且这个年代马路上的车辆较少，所以孩子们在市民广场玩耍其实是很安全的。老师在带孩子们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之后，和大家约好，看广场高台上的大钟楼时间，两个小时后依旧在纪念碑前集合，就放孩子们自由活动了。
孩子们开心地四散到市民广场的四周去玩耍了，到了约定的集合时间，杨巧剑没有出现。于是老师让几位班干部四处去寻找、问人，但依旧没有杨巧剑的下落。
打弹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孩子中流行的一种游戏，孩子们用手指弹出玻璃球，击打其他的玻璃球，也叫作打弹珠。
经过校长的逐一调查，大概查清楚了杨巧剑在失踪前的行为轨迹：自由活动后，杨巧剑一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市民广场小树林里打弹子 打弹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孩子中流行的一种游戏，孩子们用手指弹出玻璃球，击打其他的玻璃球，也叫作打弹珠。，打了一会儿，杨巧剑就起身走了，同学们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尿尿”。
市民广场小树林的西侧是公用厕所，当时几个同学都看见杨巧剑朝公用厕所走去。之后一直到重新集合，这些仍在打弹子的孩子就没有再看见杨巧剑了。但有一位去上厕所的女同学，曾看到杨巧剑从厕所出来，急匆匆地向南边走。还有一名独自坐在雕塑前画素描的男同学说，杨巧剑过来问他有没有卫生纸，他说没有，杨巧剑就向南边离开了。
至此，没有一个人再见到过杨巧剑。
“上厕所的时候被绑架了？”冯凯沉吟着，对郭所长说，“我们去市民广场看看现场吧。”
学校和市民广场很近，当天的活动，也是老师带着孩子们步行过去的，所以冯凯和郭所长也选择了步行。
“这么大的孩子，不可能是被拐走的。”冯凯说，“11岁了，肯定是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了，除非是非常熟悉的人能把他带走。”
“我也觉得是熟人，所以一开始就在问杨谦宁有没有怀疑的熟人。”郭所长说。
“市民广场一直人很多吗？”冯凯问。
郭所长疑惑地瞥了冯凯一眼，说：“弄得好像你不是龙番人似的，那个地方，常年都有很多人啊，老头老太太的聚集地。”
“老头老太太多，嗯，应该都很喜欢‘管闲事’吧？”冯凯说。
“啥意思啊？”郭所长领悟了一会儿，说，“你说强行绑走？那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3
走到了市民广场，冯凯就知道郭所长所言不假。
虽然广场面积很大，但一眼望去，每个地方的人都非常多。有的聚在一起下棋，有的聚在一起打牌，还有的在一起拉琴唱歌，更多的则是在绕着广场散步。
可以说，只要你在广场上活动，全方位无死角都能被“人眼监控”。冯凯也注意到，虽然汽车进不来广场，但自行车和三轮车是可以穿过铁栅栏的开口处进入广场的，这些车子也在广场的人流中穿行。
“你看看，这要是孩子不愿意，绑匪怎么也弄不走孩子。”郭所长说道，“到处都是人，即便是在厕所里，也不可能没有其他人，不信我们去看看。”
“我在想，这么多孩子，为什么绑的是他？就因为他家有钱？所以，绑匪肯定是有预谋的。”冯凯说，“虽然是有预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熟人。”
“不是熟人带不走啊。”郭所长一边带着冯凯往小树林西边的厕所走，一边说，“这么大的孩子，用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来骗，肯定是骗不走的。”
冯凯微微摇了摇头，说：“先看看厕所再说。”
广场只有这一个公用厕所，所以很大，有二十几个蹲位，男厕所里还有一排小便池。
“杨巧剑说要来小便，却在找卫生纸。”冯凯沉吟道，“如果他真的是突然来了大便的便意，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回到厕所了？如果重新回来，在这附近素描的孩子，肯定能看到他。”
“你说为什么？”
“我就是在想，如果我是绑匪，而我和杨巧剑并不熟悉，怎么才能在这么多人的地方把他弄走？”冯凯说。
“怎么弄？”
“首先我得让杨巧剑自己心甘情愿走到一个没人的、隐蔽的地方。”冯凯一边说着，一边走出厕所，按照目击者的叙述向南走去。
走了大约100米，南边有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子是维护广场花草树木的园丁储备肥料、工具的小房间，面积约十几个平方米，有门但是不锁。因为有肥料的刺鼻气味，所以这周遭几乎没有什么人。
“你看，这个地方够不够隐蔽？”冯凯眼睛一亮，快步向小屋子走去。
“可是，杨巧剑在目击者眼中，都是一个人啊，并没有人和他一起行走，怎么会有人把他带到这里来呢？”
“咱们如果把上厕所、找卫生纸、往南边走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看的话。”冯凯说，“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假如有人一直在厕所里，等候着杨巧剑，等到杨巧剑来的时候，他知道厕所有人进出不是动手劫持的地方，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以‘帮忙借卫生纸’为名，让孩子来这一间园丁室找卫生纸？”
一语道破天机，郭所长满脸醍醐灌顶的表情，说：“你是说，作案的有两个人，之前就策划好了绑架的方案？”
“那是肯定。”冯凯说，“你们也调查了，杨巧剑平时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家里，上下学有高萍接送，又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也不喜欢乱跑，那么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绑架他，只有这次活动是个机会。”
“而这次作案的地方人太多，所以他们只有设置一个陷阱？”郭所长说，“他们知道孩子们出来游玩不太可能随身带卫生纸，而孩子们多数会学雷锋做好事，所以用这个办法，可以成功地让杨巧剑毫无防备地去他所说的南边小房子里取卫生纸，而另一名绑匪早已潜伏在这个平时没人的小房子里等他了，对吗？”
冯凯点了点头。
“可是，毕竟这个小房子也是广场范围内的，虽然周围没多少人，但是即便绑匪劫持了孩子，也同样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出广场啊。”郭所长说，“除非是很熟悉的人，可以让杨巧剑心甘情愿地跟他走。”
“如果真的是熟人，就无须这样麻烦了，学校门口就可以做。”冯凯说，“我总觉得，作案的并不是熟人。”
“有依据吗？”
“有。”
“可是，那人怎么把孩子带出广场呢？”
“别急，我们进去看看，也许就知道答案了。”冯凯指了指园丁室虚掩的小门，说道。
走进了园丁室，室内的陈设比想象中杂乱得多。数袋化肥毫无规律地堆放在小屋子的四周，还有几十个用过的空化肥袋子也胡乱地堆放在周围。园丁的工具东倒西歪地被抛在化肥袋子上。一条被盘起来的数十米长的塑料水管摆放在化肥袋的旁边，每一圈的直径都不相同，毫无整齐可言。
塑料水管旁边的地面上，有很多黄色泥土的附着。这些黄色泥土附着得并不均匀，一部分地面有明显的擦蹭痕迹，原本附着在这部分地面上的黄色泥土，都被推移到了两侧。
冯凯蹲在地面上看了一会儿，指着这一大片因为黄色泥土不规则附着而显得格外凌乱的区域，说：“你知道这个在痕迹检验学上，叫什么痕迹吗？”
“泥巴痕迹。”郭所长笑呵呵地说。
“搏斗痕迹，这就是搏斗痕迹。”冯凯说，“你看，现场虽然没有完整的鞋底印，但可以看出是有鞋底花纹刮擦地面而形成的痕迹，痕迹多、分布广，互相交杂、覆盖，显得非常凌乱，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纠缠搏斗而形成的痕迹啊！这个地方既然平时没人来，这个痕迹又比较新鲜，那就说明这个痕迹很可能和本案有关。”
“有鉴定价值吗？”
“没有。”冯凯盯着地面，看了又看，说道。
“那还是没用啊。”郭所长说。
“谁说没用？”冯凯说道，“我可以就此得出两个推断。”
冯凯看了看郭所长疑惑而期待的眼神，说：“第一，这印证了我的看法，就是绑匪和杨巧剑不认识，至少不熟悉。既然需要通过欺骗的方式让杨巧剑来这里，而且还需要搏斗、暴力劫持，自然不是熟人。”
“你说你之前就认为不是熟人干的，依据是什么呢？”郭所长想起刚才冯凯说有依据证明这一点。
“你想想，如果你是绑匪，你要写勒索信，是不是得确保让杨谦宁他们收到？如果收不到勒索信，那么他们之前费这么大力气绑架孩子，是不是就没意义了？”冯凯说，“如果是比较熟的人，那么他们肯定知道杨谦宁家具体住址的门牌号吧？哪怕是自己送信，也可以扔在他们家门口的信箱里啊！可绑匪只写了个模糊的地址，把信放在了门卫室，这说明绑匪可能了解他们家的情况，但并不知道门牌号。只能说是两个半生不熟的人。”
“能确定是两个人作案吗？”
“可以确定！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推断点。”冯凯说，“基于我的判断，厕所里借卫生纸的，是一个人，而在这里潜伏的，也只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能很瘦弱，控制能力不强。你想想，受害人是一个11岁的孩子，虽然身高也有160厘米了，但毕竟还是孩子，不可能有多强烈的反抗能力。连这样一个孩子都要经过搏斗才能制服，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彪形大汉，更没有帮手，所以不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
“有道理。”郭所长露出了钦佩的表情，说道，“两个人，且不是强壮的匪徒，利用欺骗的手段，有预谋地作案，还和受害人不是很熟悉。这样看，多半和杨谦宁销赃的事儿有关了。对了，你们之前不是有个走私大案吗？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不会。”冯凯说，“这个海关办的走私案，全部资料我都看过，他们运什么货、销赃什么货，我心里有数。走私物品中，有很多日用品，但还真的没有收录机。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家自己可以生产收录机，品质也很好，性价比也很高，没有走私的必要。”
“性价比是什么？”
“是什么不重要。”冯凯懒得解释，接着说，“重要的就是除了走私案，还是有很多人销赃的，因为盗窃、抢劫案件很多。”
“这个重要吗？”
“我不是说对这个案件重要，是对别的案件重要。”冯凯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忍不住在脑海里梳理车匪路霸案件的细节了。
“可是，如果让我们从曾经和杨谦宁做过生意的人入手，也是很难查的啊。”郭所长说，“他做了几年生意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销赃，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赃物。这些人都有可能作案。”
冯凯仍沉浸在自己的思考当中。
“还有个问题。”郭所长拽了拽冯凯的衣角，把他拉回现实，然后接着问道，“不管绑匪是怎么和杨巧剑搏斗的，他总得把孩子带出广场吧？这个小屋在广场范围之内，虽然周围几十米没有人，但想要走出广场的铁栅栏，总要经过有很多人的地方啊。而且，还有可能会经过有杨巧剑同学的地方啊！但他的同学没看见这个过程，也没有其他人反映有异常，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冯凯说，“只要把孩子制服，又或是把孩子打晕了，捆绑手脚并堵嘴，然后把孩子放在门外的三轮车车斗里，用这些散乱的化肥袋子盖起来，再把车骑走，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刚才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个广场周围的铁栅栏有很多缺口，很多自行车和三轮车都能通过这个缺口骑进来抄近道。既然广场上有那么多三轮车经过，那么这辆车斗被袋子覆盖的三轮车，也没什么稀奇，不会被注意到。你看看这几个化肥袋。”
郭所长看了看地面上散落的化肥袋，确实有几个化肥袋上没有泥土，说明这些化肥袋上面覆盖着的袋子，被人拿走了。
“一定是三轮车？”
“自行车和摩托车没法隐藏孩子，汽车又开不进来。”冯凯说，“只有三轮车是适合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去调查那些和杨谦宁做过生意，但关系不太熟悉的，且自己拥有三轮车的人？”郭所长问。
“是的，目前的方针就是这样。”冯凯话锋一转，说，“可是，不是我泼你冷水，我觉得希望渺茫。”
“是啊，大海捞针。”
“难度并不是在大海捞针。”冯凯说，“而是这个工作等同于盲猜。和杨谦宁有过交易的人不少，但只要知道名单，不管有多少，都有查尽的时候。问题在于杨谦宁唯利是图，并不考量对方是谁。很多和杨谦宁做过生意的人，身份都是个谜，请问你们怎么查？”
“是啊，街上那么多三轮车，没法查。”郭所长说。
“但也要查，说不定运气好呢？”冯凯说，“现在我根本不怕破不了案，就怕对方撕票。”
“撕票是什么意思？”
冯凯这才想起“撕票”这个词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流行用语。绑架案中，人质被当成钞票的化身，所以被称为“肉票”，而杀死人质的行为，就像是“撕毁肉票”，因此被称为“撕票”。这些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港剧进入内地，才慢慢流行开来的，这个年代并不这样说。
“就是怕绑匪杀死孩子。”冯凯解释道。
“应该不会吧。”郭所长也露出了担忧的表情，说，“毕竟他们还没有提出交易的方式，这时候杀人，就不怕人财两空？”
“并不是这样，很多案例和论文显示，在很多绑架案件中，绑匪实际上都已经撕票了，然后再去勒索。”冯凯说，“和电视剧里不一样。”
“电视剧？”郭所长露出了和顾红星同样的疑惑，“还有电视剧演这个？”
“你电视看少了。”冯凯说道。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啊？”郭所长问。
“只有用笨办法了。”冯凯说，“一方面尽可能排查和杨谦宁交易过，但并不熟悉的人。另一方面，让兄弟们多注意一下有三轮车、有独立住所的人，尤其是这种化肥袋子，看能不能在哪个垃圾堆里找到，如果找到了，我们距离绑匪就很近了。”
“这真是个好办法。”郭所长说，“如果只有三轮车，还要驮个随时可能醒过来反抗的孩子，他住的地方应该不会距离这里太远。我让我们所的兄弟和周围几个派出所的兄弟都帮忙留意一下。”
说完，郭所长弯腰拾起一个化肥袋子，折叠了起来，揣进了自己的包里。
“最关键的，还是等待绑匪的下一步行动。”冯凯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交易的时候，把绑匪一网打尽，把人质成功营救。”
摸：警察用语，为侦破案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逐个摸底调查。
“嗯，必须得救出孩子！”郭所长说，“老凯，你和我们一起摸 摸：警察用语，为侦破案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逐个摸底调查。？”
“我就不摸了，我还有其他事儿得干。”冯凯的心思早就飞到了车匪路霸案上，说，“你这边一有情况，立马通知我。只要绑匪没有撕票，我们就一定能救出杨巧剑。现在，我还得去找杨谦宁聊聊，你就别陪着了，去安排工作吧。”
和郭所长分手后，冯凯迫不及待地回到杨谦宁的家里，此时天色已经擦黑了。
杨谦宁此时又多了重心思，面部的表情更加复杂了。冯凯见上午来时带来的两瓶酒还在桌上，心想这时候警察们还没有“禁酒令”，自己又穿着便服，于是大大咧咧地坐到杨家客厅的饭桌前，打开了一瓶酒，说道：“我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不过今天我们俩也喝点，缓解一下你紧张的情绪。你放心，我们已经有办法了，会尽最大努力救出你的孩子。”
杨谦宁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他连忙让高萍去炒两个菜，然后坐到了冯凯的旁边。
冯凯给杨谦宁和自己分别倒了一杯酒，拿起自己的酒杯碰了一下杨谦宁的酒杯，然后一饮而尽。
杨谦宁连忙喝了酒，说：“你们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这个不能告诉你。”冯凯说，“我们走我们的路子，你这边也得仔细回忆有哪些半熟不熟的人有疑点。”
杨谦宁放下酒杯，眼神迷离，显然是在仔细思考着。
“这个你可以慢慢想，我们这边会马不停蹄地推进的。”冯凯说，“但你们也得有心理准备，谁知道绑匪是什么路数呢？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绑匪立即送出下一封勒索信。”
杨谦宁默默地点了点头。
冯凯接着说：“我不是绕弯子的人，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也不瞒你，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卖黑货的事儿。”
冯凯把“销赃”两个字换了个词表达，显得不那么刺耳。但杨谦宁还是全身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一脸哀求地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这儿就我们俩，我现在也不代表警方，你无须和我狡辩。”冯凯挥了挥手，打断了杨谦宁，说，“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卖黑货的事儿是可以从轻的。也许就是，罚款？”
“那，怎么才算立功？”杨谦宁连忙问。
“你告诉我，龙番市这么多商家，怎么才能一眼看出那些会和你一样卖黑货的人？无论卖什么的，卖烟卖酒卖牛仔裤，都算。”冯凯说。
“这，这没办法啊。”杨谦宁说，“干这活儿，不可能在外面挂个招牌啊。”
“就是啊，那小偷怎么知道哪里可以处理黑货呢？”冯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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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凯是认真求教的，在陶亮工作的那些年，社会治安已经很好了，对销赃渠道打击也很严厉，所以几乎找不到大规模销赃的商家了，至于怎么起获销赃渠道，不是大案刑警或社区片警的职责，所以他还真是不甚了解。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一个片区，在某个领域，只会有一个干这活儿的。”杨谦宁说，“很好理解，如果有了竞争，一旦变成了不良竞争，互相举报，那大家就得一拍两散了。所以，我这个区域已经有我在卖收录机了，那么假如别人还要想干，要么就销别的物品，要么就换别的片区。”
“可是，假如我也想干，我怎么知道这个片区有你的存在呢？”
“行内都知道啊。”
“你是说小偷都知道，对吧？师父教徒弟，口口相传，这个我懂。”冯凯说，“那假如郊区有个卖黑酒的，我只要抓个小偷问问，就能知道吗？”
“那他绝对不会招的。”杨谦宁苦笑了一下，说，“你以为小偷被你们抓进去，教育教育就能改行？他们也有他们的体系，也有上级管下级的关系。他们知道，出来后还干这行，就还得用上我们这种人。如果他招了，就是自掘坟墓啊。全龙番谁还敢要他，甚至要他那一个体系的货？他即便是改行，也得被原来体系的人弄死弄残啊。”
“那怎么办？”冯凯犯了难。
杨谦宁沉吟了许久，说：“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你说。”冯凯又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杨谦宁也喝了一杯，用手背擦了擦嘴，说：“干我们这行的，有个特征。店铺是明面的，一般都开在闹市区，因为要招揽生意嘛。但货仓都是隐蔽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明面的店铺房租很高，但正当的货品销售成绩却很差。”
冯凯恍然大悟，他知道，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当，尝到了甜头，就不会好好做正当生意了。用闹市区昂贵的店铺来招揽客户，但一旦客户上门，他们肯定优先推销黑货，因为黑货的利润是正当货物的好几倍。尤其是日用品这一类，实际上买一个崭新的黑货和买正当的新货使用起来差别不大，价格差别却很大。在这个全民拮据的年代，选择买黑货的人也有很多。绝大多数人甚至真的相信销赃人说的，那些不是黑货，只是没有贴标的正当货，省去了品牌费用，又或是九成九新的二手货，东西一样，价格不一样。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通病，只要价格便宜、货色不差，买家并不会纠结这些“不贴标”的货或“二手货”究竟是怎么来的。
既然这样，销赃人尽可能地卖这些黑货，那么他们放在闹市区店铺里的正当货品自然也就卖不动了。
“你说的逻辑，我懂。”冯凯做出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说，“你接着说。”
“所以，你只要从厂家调一下这一家店的进货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杨谦宁说，“比如说，我的店是百货公司里面绝对的旺铺。可是你查一下我们店‘燕舞牌’收录机的进货单，就会发现我一年都进不了几台。那如果销售这么差，是如何维持旺铺的房租的？这个矛盾，就能暴露出我了。对了，你们公安从厂家调进货单，不难吧？”
“不难。”冯凯此时心情大好，于是又碰了一下杯，说，“你提供的这个线索非常重要，绝对算得上是重大立功表现。”
“我是卖货人，我不怕得罪其他人。我不干了，也有其他人接我的班。”杨谦宁说，“我今天已经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就不再干这买卖了。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救回我的孩子；二是不要追究我的责任了。”
“这两点，我现在都不敢和你保证，但我可以和你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两点。”冯凯坦诚地说道。
“我就要你这句话。”杨谦宁举起了酒杯，说，“不，只要能救回我的孩子，我把这几年赚的钱，都给捐了。”
“遇见事情了，才发现相比于阖家团圆，钱真的什么都不是。”冯凯说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孩子能平安归来，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好处大于坏处。”
“是啊。”杨谦宁一仰头喝完了杯中的酒，重新平视冯凯的时候，已经是满眼泪花，“不管是什么结果，我得感谢你们。”
“别说那么多了，喝酒。”冯凯一边说，一边思绪万千。
另一边，顾红星还是改不掉潜意识里技术员的习惯，钻研技术问题也同样钻研到了晚上，甚至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
从杨谦宁家离开后，顾红星就驱车赶往市局，希望追上卢俊亮，省得他用茚三酮显现纸张指纹的时候，破坏了信上的字迹。
卢俊亮终究是顾红星带出来的徒弟，尽可能保证物证所反映出的所有信息这一基本原则，他还是严格遵循的。所以顾红星赶到公安局的时候，实际上卢俊亮已经把茚三酮试剂滴在了信纸上，只不过，滴药水的位置都是在信纸的周围，并没有污染信纸上的字迹。
“不错，我还担心你毁了字迹呢。”顾红星一看，顿时放下心来，说，“这些字如果沾上试剂，即便字体不变模糊，也会摧毁笔画之间的结构，都没有办法做笔迹鉴定了。”
“这个我懂，毕竟也是大学生，虽然是学医的，但我知道鉴定技术的道理都一样。”卢俊亮说完，又解释了依据，说，“我们做手术切除坏死组织的时候，也要尽可能保留好的组织。”
“比喻不恰当。”顾红星笑了笑，说，“能看到纹线吗？”
“和你推测的一样，没有。”卢俊亮说，“信纸上干干净净，找不到纹线。”
“是啊，既然会伪装笔迹，很有可能也懂得隐藏指纹。”顾红星说，“所以，能不能通过这封毫无特征，又找不到指纹的勒索信，找到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就看笔迹鉴定了。”
“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卢俊亮难掩脸上的失望，说道。
“跟我走吧。”顾红星说道。
吉普车顺着马路开了10公里，来到了一个挂有“龙林省公安厅”大牌子的大院前。门卫看见是公安牌照的吉普车，于是直接摇动一个手柄，升起了拦在大门口的挡杆。
顾红星把车停在大院里，带着卢俊亮轻车熟路地走到了院内一座三层小楼的二楼。楼道口挂着“四处”的牌子。四处就是省厅的刑侦处，而各个刑事技术人员隶属于刑侦处。
同样是从公安部民警干校学成归来的文件检验专业民警叫王继东，今年40来岁，但是他比顾红星去公安部民警干校晚一年，所以一直很自谦地称顾红星是师兄。顾红星早就认识他，但为了案件去找他帮忙，这还是第一次。
“师兄，这是个绑架案吗？”王继东戴上白纱手套，从顾红星手里接过信封和信纸，扫了一眼，问道。
“是啊，目前排不出什么线索，恐怕就指望着这个东西能给一点甄别的依据了。”顾红星说道。
“嗯，把‘一点’两个字去掉。”王继东笑呵呵地说，“你别低估我们文件检验专业的力量。”
顾红星尴尬一笑，挠了挠头，说：“我也是听老凯说，伪装笔迹也是可以做鉴定的。”
“那是必然。”王继东一边说，一边掀开盖住显微镜的布，说，“很多人以为我们做笔迹鉴定，就是看两种笔迹像不像，那实在是太肤浅了。每个人写字的习惯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很多可能性。打个比方吧，英文字母‘X’，有些人喜欢先写撇、后写捺，有些人喜欢先写捺、后写撇，还有人喜欢用两个圆弧背靠背拼在一起。你看，这一个字母的写法，一下子就区分了三个人群。如果多一些习惯特征，那和你们看指纹的特征点不就一样了吗？而这种习惯，无论怎么伪装，都是隐藏不了的。”
“原来是这个道理。”卢俊亮感叹道。
“先写撇还是先写捺，这个原来是能看出来的呀。”顾红星说。
“那是肯定的，你们搞现场勘查应该知道，不管是现场的物品，还是你们提取回来的物证，‘位置’都非常重要。”王继东继续侃侃而谈，“你们的勘查笔录上，都得详细写哪些东西是从现场具体什么位置提取的。提取回来的指纹，也得搞清楚具体在物体的什么位置。对吧？”
顾红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王继东接着说：“文件检验是一样的，纸张就像是你们的现场，笔画就像是你们的指纹，我们搞清楚位置关系，就搞清楚了书写人的习惯，这就是我们文检鉴定最基础的东西。”
“听起来，文检也挺有意思的啊。”卢俊亮两眼放光地说，“我还以为你们专业很枯燥呢。”
“那是必须的。”王继东说，“年轻人啊，记得我的话，没有什么工作是枯燥的，也没有什么工作是无意义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从你的工作中找到闪光点。有了这个闪光点啊，你就找到了热爱。”
“嗯，王叔说得有道理。”卢俊亮笑嘻嘻地说，“那，这些笔画的先后顺序，你这么瞥一眼就有结论了吗？”
“那倒没有这么神，主要还是靠这个。”王继东指了指眼前的显微镜，说，“用显微镜看交叉重叠处的细节，就可以了。这都是简单的活儿，现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都开始研究更深层次的学问了。啊，对了，咱们的学校，八一年就更名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了，师兄，你知道的吧？”
“知道，八二年就招本科生了。”顾红星被突然问到，从沉思里醒了过来，连忙点了点头，“第一届本科生明年就要毕业了，也不知道我们支队能不能要来两个人。”
“是啊，咱们学校的研究一直在进步，听说现在他们开始研究‘朱墨时序’了。”
“啊，朱墨时序是啥？”卢俊亮好奇地插了一句。
王继东笑着解释道：“所谓的朱，就是印泥，墨，就是墨水，简而言之就是看纸张上是先写字、后盖章的，还是先盖章、后写字的。一样的道理。现在仅仅是看字迹，要容易得多。”
说完，王继东把信封塞到了显微镜物镜之下，仔细看了起来。他看了好一会儿，又撤下信封，换上了信纸。
“要不，我们先请你吃个中午饭，然后下午慢慢看？”顾红星说道。
“嘿，师兄，老凯的那一套，你也都学会了？”王继东哈哈一笑，眼睛没离开显微镜的目镜，说，“我媳妇儿给我带了饭，我在这儿吃就行。我就不招待你们了，你们在门口小饭馆对付两口再来吧，这也不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能解决的事儿。”
卢俊亮揉了揉正在咕咕作响的肚子，看着顾红星。
顾红星看到了卢俊亮的动作，对王继东说：“那也行，这就麻烦你了。”
来到了省厅对面的小面馆，顾红星要了两碗牛肉面，和卢俊亮面对面坐着。
“师父，你怎么有心事？”卢俊亮说，“你是担心这个伪装笔迹没有甄别价值吗？我看王叔信心很足啊。”
“不，我在想他的一些观点，很有启发性。我们确实经常会对物证的‘位置’发生忽略，这是我们的经验所限，以后要有所改进才是。”顾红星说。
“嗯，确实。”卢俊亮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点头认可。
“对了，我记得，那个捕兽夹上的指纹，你是不是也只告诉了我们结果，而并没有标明位置？”顾红星抬眼盯着卢俊亮。
“捕兽夹？”卢俊亮抬起头，意外地说，“你是说蔡村那案子？师父你这思维跳跃得有点大啊。最近咱们的精力不都在绑架案和车匪路霸案件上吗？怎么又想到蔡村案了？”
“没有破的案子，永远会是我的心病。”顾红星说。
卢俊亮重新低下头，认真地吸溜着面条，说：“位置我确实没有想到，所以也不记得具体应该哪里对哪里。不过那没什么意义吧，有了两个人的指纹，就能说明问题了啊。”
顾红星不置可否，说：“等从省厅回去，记得去补充记录一下捕兽夹上指纹的位置。”
“行。”卢俊亮说，“也不知道凯哥那边进展如何。”
“大海捞针，不能指望他们直接破案。”顾红星说。
为了让王继东能有吃午饭的时间，甚至可以短暂午休下，顾红星和卢俊亮两人吃完饭，去车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上楼，回到了王继东的办公室。
“怎么样？”顾红星一进门就问道。
王继东的手上，拿着信封和信纸的照片。显然，他中午并没有午休，而是给信封和信纸拍了照，还把照片都给洗了出来。
“你们运气好啊。”王继东说。
卢俊亮眼睛一亮，说：“有鉴定价值？”
“有，而且很有特异性。”王继东说，“我上午和你们说了，书写习惯就像是指纹特征一样，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找到很多字体或者偏旁部首的特点，因为找的特点越多，越能进行同一认定。就像你们看指纹一样，特征点越多，那么鉴定就越准确。今天我看到的这个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点’，可以说是非常准确，而且非常容易辨别。”
“快说说看。”顾红星挪过一个板凳，坐到了王继东的办公桌对面。
“首先，这个信封和信件，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书写习惯是一致的。”王继东说，“那么，一致的书写习惯是什么呢？你们只需要记住两个偏旁部首，就可以甄别绑匪啦！”
说完，王继东在信封的照片上把“汉”“河”两个字，和信纸的照片上“消”“没”两个字用红色铅笔圈了出来，随后道：“看出什么没？”
“都是三点水啊。”卢俊亮说，“哦，我知道了，这个人喜欢把三点水简写成一个竖钩。”
照片的红圈里的字，确实都是一个竖钩加上另一边。
“这个不准吧？”顾红星说，“有可能是他伪装字迹的时候，故意把三点水略写成这样的，而且喜欢这样略写的人很多啊。”
“放心，我说的这种简略，绝对不是为了伪装，而是下意识的简略。”王继东说，“相信我，他在平时写字的时候，也绝对是用竖钩来代替三点水。”
顾红星半信半疑。
“当然，这个特征，只是个引子。”王继东说，“真正有力的特征，是这几个字。”
信封照片上的“宿”“宁”二字，和信纸照片上的“宝”“灾”“家”“宰”“安”五个字也被王继东圈了出来。
“都是宝盖头的。”卢俊亮叫道，“可是这些宝盖头看起来很正常啊，也没连笔。”
“喏，再看看。”王继东把信纸的原件和一个放大镜递给了顾红星，说，“就看这个宝盖头，不用显微镜，都看得出。”
顾红星不明所以，拿着放大镜看了好久，还是摇了摇头。
“你们怎么写宝盖头？”王继东问。
“一点，一个盖啊。”卢俊亮回答道。
“先写点再写盖对吧？”王继东眯着眼睛，笑着说，“这个绑匪写宝盖头，点和盖都是相交的，而且他先写盖，再写点。”
顾红星拿着放大镜再看信纸上的字，果然，被放大部位的交叠处，可以清楚看到“点”压在“盖”上。
“这种书写习惯，非常少见，所以可以作为最简易的甄别依据。”王继东说，“为了防止过于巧合的情况，我前面又教了你们三点水旁的简写特征作为补充。当然，还有其他的书写习惯特征需要进一步补充，毕竟鉴定是法庭证据嘛，需要更加严谨，但你们用来甄别绑匪，这两个特征就足够了，遇见另一个同样书写习惯的人的概率，已经是非常小的了。”
“我们抓了人，就让他写几个三点水旁和宝盖头的字？”卢俊亮问。
“如果有嫌疑的人抓到了，那直接让他抄写信件就行了。”王继东说，“这两个特征点的威力在于，只要你找到嫌疑人平时写的任何东西，都有希望做出判断。要知道，三点水和宝盖头在汉字中的出现概率是非常高的。”
“太有帮助了！”卢俊亮高兴地赞扬道。
“哦，对了，还有个问题。”王继东说，“刚才听你们说，这案子是昨天上午绑人，晚上出现的勒索信吗？”
顾红星见王继东突然发问，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茫然地点了点头。
“虽然说，书写时间是难点，就和法医的死亡时间推断一样。”王继东接着说，“但是，以我的经验看，这封钢笔写的信件，肯定不会是24小时之内的。”
“什么意思？”顾红星一惊，连忙问道。
“墨水干涸程度太高了。”王继东说，“这信至少写了三天了。”
“你是说，人还没绑，信已经写好了？”
王继东点了点头。
“嗯，看起来这案子还真的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就有预谋了。”顾红星沉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