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倦野先回了老家。
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卧铺车厢里有人打鼾，有小孩在哭，有人在用方言打电话。隧道黑漆漆的，车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一张比以前更瘦削却也更平静的脸。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耳机塞进耳朵里假装睡觉，只是靠着窗，看着那些一闪而过的农田、村庄、高压线塔，想着三年前他坐反向这趟车去北京的时候，箱子里装的是羽绒服和简历，脑子里装的是“我一定能在北京闯出一片天”。
现在他回来，箱子里装的是书，脑子里装的是一些还没被写成文字的东西。
到家的时候是傍晚。母亲站在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粉，看见他从车里钻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说回来了？他说嗯，回来了。父亲从客厅里走出来，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提了一下说这么重，装的什么？他说书。
父亲说还是那些没用的。他把咖啡机放在厨房角落里，母亲问这是什么，他说做咖啡的，明天给你做一杯尝尝。母亲说苦的有什么好喝。他说不苦，加了奶很香。
在老家的日子很安静。每天早上被鸡叫醒，起来的时候母亲已经把早饭做好了，小米粥、馒头、腌萝卜条，他坐在小时候吃饭的那个位置，窗外是院子和一棵柿子树，柿子红了，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有麻雀在上面啄。他吃完饭洗碗，然后坐在自己小时候那张书桌前，桌子太矮了，他的腿伸不开，只能侧着坐，打开电脑，整理那些他在北京断断续续写下的碎片。
那些碎片是在601室的深夜里写下的，在地铁上用手机备忘录记下的，在云衢更衣室里趁休息间隙敲在微信对话框里发给自己的。
有几句是写程墨的，有几句是写北京的冬天的，更多的是写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情绪，那种站在人群里却比任何时候都孤独的、被这座城市吞没又吐出来的感觉。他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打开，归类，编号，像拼图一样在桌面上铺开。他没有立刻开始写，他知道还不够，这些碎片还不够。他需要更多的安静，更多的独处，更多的时间把那些还没有消化的东西消化掉。
在老家的那段日子，他帮父亲修了院子的篱笆，陪母亲去赶集，给家里的老狗洗了一次澡。除夕那天他贴了春联，和母亲一起包的饺子，晚上陪父亲喝了半斤白酒，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到一半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主持人正在倒数，父亲靠在沙发上打着鼾，母亲给他盖了条毯子。
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天空和远处零星的烟火，想起前年除夕他在601室和程墨一起站在窗前看烟花，程墨说“新年快乐”，他说“新年快乐”，然后他们在黑暗里对视，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是他们之间第一个没有说破的瞬间，也是最后一个。那些瞬间现在想起来，像是发生在上辈子的事。
过完年，他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不是回北京，是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小城。他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最后选了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它靠着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湖，四季分明但冬天不像北京那么冷，房租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
他把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自己想好了就行。父亲说没钱了打电话。他说好。走的那天母亲往他包里塞了两罐腌好的萝卜干和一双新织的毛线袜子，父亲把他送到车站，站在检票口外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走了。他站在队伍里看着父亲的背影，忽然发现他的头发白了一半，肩膀也比以前窄了。而自己这些年在北京，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父母的背影。
小城在一个湖边上。湖不大，四周是低矮的丘陵，山上种满了茶树，春天的时候茶农戴着斗笠在梯田里采茶，远远看去像一排彩色的棋子。
他的房子在湖边一栋老居民楼的二层，一室一厅，带一个小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见湖。楼下有一家卖馄饨的小店，老板每天早上五点开门，手工擀皮，汤底用骨头熬的，一碗四块。他每天早上走到楼下吃一碗馄饨，然后去湖边散步。
湖面上有雾的时候，对岸的山峦像一幅被水洇开的水墨画，看不清轮廓，只剩下深深浅浅的青色。他沿着湖边走一圈大概四十分钟，走完回来冲个澡，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写。
写作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他在北京写了三年广告文案，以为那已经是文字工作里最痛苦的形态了，直到他开始写自己的东西才发现，那只是无聊，不是痛苦。
痛苦是早上八点坐在书桌前，盯着空白文档三个小时，删掉第一句又打出来又删掉，反反复复，最后还是空白。痛苦是写到一半忽然觉得写得不好，整个下午泡在自我怀疑里，晚上又把下午写的全部删掉，第二天重新开始。
痛苦是明明知道这个故事值得被写出来，明明知道那些句子在自己脑子里转了很久很久，可当它们落到纸上的时候，就是不对，不是太轻就是太重，不是太远就是太近，怎么也找不到恰到好处的那个度。
可他愿意受这份苦。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什么大作家，而是因为他终于不再为别人写那些他根本不关心的东西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他想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就算写得不好，那也是他的失败，不是客户的。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第一句话。
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他坐在窗前，看着湖面上被雨水打出无数细小的涟漪，然后他在键盘上敲下：北京十二月的风像刀子。
他停下来看着这行字，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他继续往下写，写一个拖着破行李箱的年轻人站在一扇老旧的防盗门前，围巾拉得很高遮住半张脸，冻僵的手指蜷在袖子里，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系围裙的男人，手里握着锅铲，说来了？进来进来，外面冷。
他写到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写到了程墨蹲在唱片机前接线时额角薄薄的汗，写到了那碗卧着荷包蛋的阳春面和围裙上洗不掉的油渍，写到了那些散落在咖啡机顶上、鞋柜上、茶几缝隙里的书，写到了手账本上那句“陈倦野说好吃”，写到了除夕夜屏幕上两个男人接吻时程墨微微发红的耳尖，写到了三月生日那天那个巴掌大的小蛋糕和那顶纸王冠，写到了停电夜里冰箱前两个人分食雪糕的甜，写到了沙发缝隙里那个吻，写到了雨夜里的诘问和假装睡着的背影。写到那里的时候他停了一天。
那天他没有去湖边散步，没有吃馄饨，坐在书桌前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发呆。
然后他继续往下写，写到了那场绵延不绝的雨季里高脚杯和易拉罐的落差，写到了便利店门口那句石沉大海的“对不起”，写到了那辆黑色轿车，写到了面馆里坨了的面和图书馆里被拿反了的书，写到了樱桃酱和烧鹅和签售会门票，写到了长安街那个观景平台上，他对着程墨说“你的世界是CBD顶楼，我的世界是一张书桌一盏孤灯”。
他写了很久。
从春天写到夏天，从夏天写到秋天。湖边的茶树从嫩绿变成深绿，茶农采完春茶又开始采秋茶，楼下那家馄饨店老板认得他了，每次来都多放一勺虾皮。
他写完了初稿，不满意，从头开始改，改到第三稿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再为那个雨夜的沉默感到愤怒了。不是原谅，不是遗忘，是那些东西在他一遍一遍的书写里被反复咀嚼、消化、吸收，最后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不再硌得疼了。
他没有把程墨写成一个坏人，也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害者。他写的是一个被恐惧吞噬了的人，和一个被现实磨损了的人，在一间六楼无电梯的老房子里，短暂地、笨拙地、不计后果地相爱过。他们的爱没有战胜任何东西，但它存在过，就像天花板上那道裂缝，也许有一天会被补上，但补过的痕迹还在，摸上去还是不平的。
然后他继续写东西，在湖边的阳台上，旁边放着一杯自己煮的咖啡，阳光穿过晾在阳台上的被单照在他脸上，暖暖的，痒痒的。那只经常来他阳台上讨食的橘猫又来了，蹲在栏杆上朝他叫了一声，他掰了半块饼干放在栏杆上，猫低头嗅了嗅，叼走了。湖面上的雾散了，对岸的山峦被秋风染成了深浅不一的红黄，几只白鹭贴着水面飞过，翅膀尖点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