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靠近下城，如果我想寻热闹，可以去chinatown，那里应该有活动。可我不想将自己置身于喜庆洋溢的气氛，那样会显得更为落魄，于是沿着百老汇大街向上，走到剧院附近。
我没怎么看过歌剧，门口的各式海报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发现有附近时间的场次，于是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还有票吗？”
窗口里坐着个黑人姐姐，正在看报，她喝了口咖啡，说帮我查查。
她说我很幸运，还有一张好位子，于是给我开了出来，并给我指明方向。
我沿着她指的方向走进剧场，灯光暗下来，舞台点亮追光。
这是一部现代歌剧，服饰精美、场布华丽，演员的表演饱含情感，曲调抑扬顿挫。我坐在台下，机械式地让自己的视线跟着追光行进，犹如一支空洞的万花筒，映入脑海演变成斑驳碎片。
我的脑袋里全是陈擎，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女生。她是谁？陈擎的女朋友吗？还是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他们有确定关系吗？这次过来是为了什么？
我开始设想，如果陈擎真的有了女朋友，我们是否还能维持这样平静的关系。如果像他说过那样，就只是“女朋友”，不会与我见面、产生交集，那我们可否相安无事？我是不是还能拥有一半的陈擎，与之共享。
那些放在三年前我绝对不会考虑、更不会答应的事，如今清晰地盘旋在脑海，左右我的意志，摧毁我的选择。
可这一刻我依然毫无愧疚，更不会认为不道德的是我，因为我明明占有全部，先认识他、喜欢他、和他在一起，凭什么我才是第三者？我当然不是。
即便我不能站在他身边，不能光明正大的拥有一个有他存在的未来，早已既成事实。
从剧院出来人流很快散去，穿行消失在四通八达的街巷，我沿路走了一会儿，听到手机振动。
张美兰同志给我发来视频邀请，振动响了好久。
国内在过大年初一，她应该在我祖父家里，全家老小齐聚一堂，应该还有我的叔叔婶婶。
我调整表情让自己看起来安然无恙，接通电话，找到一个明亮些许的地方。
镜头里出现母亲的脸，高兴叫我：“肖肖呀，过年啦，新年好！”
我把手机屏幕翻转过去，正冲上方，努力将眼泪往回收——原本我没想哭的，即便见到了陈擎的“女朋友”，即便一个人过年、一个人看歌剧、一个人走在冷风萧瑟的街道上，我都没想哭。可听到母亲声音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想家，想念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日子，以前我还嫌吵，现在想听他们唠叨都没机会。
母亲在电话里说：“哎呀，怎么回事？我怎么看不到你啦？”
我调整镜头，使之重新正对自己，“刚没拿稳，手滑了。”
母亲笑了笑，问我在哪，怎么这个时候还没回家。
我张口就来，“马上到了，约了朋友吃饭。”
母亲担心我的身体，叮嘱我：“学业紧张也要懂得劳逸结合，报告什么时候写不是写？别把自己逼太紧了。”
她说起话来有点喘，不知是不是前段时间工作忙碌，身体吃不消才那样劝我——去年有半年时间母亲都在驻外，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有时凌晨还在跟我聊天。
我安慰她：“我好着呢，你放心吧。倒是您二老，注意身体，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工作上别那么拼命。”
母亲笑我教育她，林华胜同志在旁边附和：“儿子说的对。”
他难得支持我，即便面上没怎么笑，也令我欣喜。
我们聊了几句，母亲让我跟家中长辈打招呼，拿着手机每人说了几句话。我堂哥的小儿子也在，举着手机问我：“小叔叔，你在哪啊？怎么天是黑的？”
我跟他说在国外，有时差。
小家伙好像还不懂时差的意思，说要来找我玩，我也随口应允。
挂断电话后我在街边站了一会儿，观察路人行色匆匆，好像每个人都有目的地——这个时间他们多半都在回家路上，多半心怀期待，与家人团聚，享受一天当中最为悠然自得的时光。
可我却无处可去，那个被陈擎安排、和他的住所构造相似的地方，充其量只是一栋房子，与“家”这个字毫不沾边。
房间依旧冷得刺骨，我怀疑是地暖坏了，或者有哪个开关没开，一天过去依旧毫无起色。但我也懒得联系，陈擎估计正沉浸在家人团聚的喜悦之中，没工夫理我。
夜里我觉得冷，翻箱倒柜又找出一条厚被子，压在身上觉得好受许多。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觉得越睡越累、越睡越沉。半梦半醒间我摸了摸额头，感觉有点发烧，回忆拿来的行李好像没有药品，陈擎大概也没想过，就那么几天，我还能生病。
于是我在意识混沌中挣扎许久，向导师请了假，决定在家休息一天——我想要践行老法子，多喝水、多睡觉，发发汗应该能好。
但事情大概没我想得顺利，第二天醒来不仅发烧没好，嗓子还哑了，耳朵鼓了一层膜，说话带着回音。
我下床洗了把脸，觉得该去趟药店，至少买个退烧药扛过这阵再说。
决定了想法之后我立刻套上衣服出门，以防二次受凉我还带了帽子和围巾。
距离这里最近的药店要穿过两个街区，回来路上我已经头昏眼花，两只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飘飘欲仙。我好像看到了陈靖，从超市里跑出来，站在数米开外的地方冲我大声说了什么。
我听不清，陈靖又冲我挥手，模糊的视野中她好像在对我笑。我觉得天旋地转，视野顿时黑屏，再往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